作为一名医疗卫生系统的一员，我有幸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，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红色培训。临行前，同事问我：“去西柏坡学什么?咱们医院里那么多病人等着，能学到啥?”当时我答不上来。七天后，站在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门口准备返程时，我心里有了答案。

一、一间土屋，让我重新理解“初心”

走进西柏坡红色教育的第一堂课，是在中共中央旧址。那天阳光很好，但走进毛泽东同志旧居时，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。一间土屋，一张木床，一床薄被，一张堆满书籍的办公桌——这就是指挥三大战役的最高统帅的住所。

站在那间屋子里，我想起了医院里的一些场景。有患者抱怨挂号难，有家属埋怨候诊长，有同事吐槽待遇低……我们总觉得条件还不够好，设施还不够全。可看看这间土屋，看看当年先辈们用过的油灯，再看看今天我们拥有的现代化医疗设备，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工作做好?

作为医生，初心是什么?不是升职加薪，不是评优评先，而是像当年先辈们那样——心里装着人民，手里干着实事。

二、一封电报，让我重新审视“责任”

在西柏坡纪念馆，讲解员指着一封电报说：“三大战役期间，仅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作战电报就有197封。每一封电报，都关系到千千万万战士的生死，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走向。”

我站在那封电报前看了很久。作为医生，我们每天也在做“决策”——开什么药，做什么检查，要不要手术。每一个决策，也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。不同的是，先辈们的决策用笔写在纸上，我们的决策用笔写在处方上;先辈们面对的是战场，我们面对的是病床。

责任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在西柏坡红色培训的课堂上，老师问我们：“如果你的一个失误，导致患者病情加重，你能原谅自己吗?”全场沉默。这份对生命的敬畏，对责任的敬畏，正是我们需要从西柏坡带回去的东西。

三、一句叮嘱，让我重新思考“担当”

1949年3月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，毛泽东同志说：“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。”七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场“赶考”还在继续。

作为医疗卫生系统的党员，我们的考场在哪里?在急诊室，在手术台，在病房，在每一次与死神的赛跑中。患者把生命交到我们手上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最大考题。

培训期间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如果当年先辈们遇到困难就退缩，遇到危险就躲避，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吗?同样，如果我们因为工作辛苦就抱怨，因为风险大就推脱，能对得起这身白大褂吗?

四、归来之后，把精神化为行动

回到医院的第一天，科里来了一个急诊病人，情况很危急。放在以前，我可能会犹豫一下，考虑各种风险。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多想，第一时间冲了上去。手术很成功，家属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西柏坡那间土屋，想起了那197封电报，想起了“赶考”那句话。

我知道，这就是西柏坡精神给我的力量。它不是说出来的大道理，而是干出来的真功夫。

这次西柏坡红色教育，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知识，不是技能，而是一种状态——一种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状态，一种把患者放在第一位的心态，一种对得起职业、对得起组织、对得起良心的自觉。

培训结束了，但“赶考”永远在路上。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，我的考场就在病房，我的考题就是每一位患者。我要带着从西柏坡干部培训基地汲取的精神力量，带着西柏坡红色培训的深刻启迪，在本职岗位上认真答好每一道题，不负患者信任，不负党员身份，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西柏坡的土屋会老去，但西柏坡的精神不会。它会跟着我们这些学员，走进每一间病房，温暖每一位患者。这，就是红色培训的意义所在。

西柏坡干部培训基地参训学员供稿